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工艺的顶峰时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明和创造。珐琅彩、洋彩和粉彩就是在此朝出现的，并成为清代宫廷艺术的光辉典范，堪称中国彩瓷的顶级品种。尤其是珐琅彩，自产生以来一直是皇帝御前独享的珍玩，制品不多，故异常珍贵。
珐琅彩是何工艺？
釉上彩品种之一，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著名的宫廷御用瓷。它是在已烧好的素胎上涂彩料作底，在底色上加绘纹饰，再经炉火烧制而成。按装饰工艺不同，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瓷”，简称“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
珐琅彩从哪里来的？
珐琅彩绘采用的画珐琅的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比利时、法国、荷兰三国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居，以其制作内填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的重镇。初期制作以宗教为主题的器物，后来逐渐开始做装饰工艺品。随着东西贸易交往的频繁，尤其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西洋珐琅便由广州等港口传入中国，并就地设厂研制，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珐琅”。当时，广州的产品多保留着西方文化的韵味，但由于烧造技术不高，釉料呈色不稳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宫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作指导烧造画珐琅器。但其式样、图案已主要是中国风格，少有西方画珐琅的特点了。
珐琅彩为何这么贵？
原清宫收藏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最集中的地点是乾清宫东端凝殿左右屋内，共有400件，每一件或两三件盛一木匣，匣内糊囊，匣盖上刻填色品名，名曰“瓷胎画珐琅”。其中的300多件于1933年古物南迁后离开故宫，1949年被运往台湾，剩下的40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珐琅彩瓷器应是晚清流散出宫或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
粉彩的“粉”作何解？
是景德镇窑在五彩的基础上及“珐琅彩”的影响下创制成功的又一种彩瓷。它的独特之处，是在彩绘时搀加一种白色的彩料“玻璃白”。“玻璃白”具有乳浊效果，画出的图案可发挥渲染技法的特性，让画面粉润柔和，富于国画风格，因此被称为“粉彩”或“软彩”。
怎么区别珐琅彩与粉彩？
珐琅彩与粉彩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彩色瓷品种，二者均出现在清代康熙年间的晚期。它们的区别之一是珐琅彩的玻璃质较多，粉彩的则较少。不过，最容易区分的还是珐琅彩画面中的轮廓线都比较清楚，每个花朵、每片叶瓣都有明显的轮廓界限。而粉彩瓷器的纹样则有渲染效果。如果把珐琅彩比作油画，那么粉彩就好比水彩画。
“洋彩”又是什么东西？
无论是去年10月以2.5亿港元创下新高的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还是11月以5.5亿元再破纪录的清乾隆洋彩镂空双层瓷瓶，都让国人注意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洋彩”。对此，苏富比资深瓷器专家康蕊君(Regina Krahl)特别撰文，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解释：
乾隆早期，除景德镇御窑场外，北京紫禁城造办处设珐琅作，其址临近皇帝起居之所，专制瓷胎画珐琅器，由宫廷画家奉旨绘瓷，受皇帝督检。珐琅彩料为西来之品，后清宫工匠受命研制。至乾隆年间，工匠大概已掌握炼制彩料之法，不再依靠舶物。
1741至1744年间，乾隆皇帝敕制的珐琅彩瓷，除由宫廷作坊承做外，也有由景德镇御窑负责烧制的。奉旨于景德镇御窑烧制的珐琅彩瓷雅称“洋彩”，御窑场大规模烧制的珐琅彩瓷则称“粉彩”。其时，粉彩瓷器多饰淡雅纹样，因而得名。洋彩瓷器严遵宫廷规格，足以与内府珐琅作所制珐琅彩瓷媲美。
所以，唯乾隆年间，景德镇御窑与北京珐琅作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因此“珐琅彩”与“洋彩”实际分别甚微，难以辨识。此二称谓涵义大致相同，均指“外来颜料”。
珐琅彩 风光无限三十年
这些此起彼伏的高价纪录，让人颇为感叹艺术市场的风云变幻。苏富比资深专家朱汤生(Julian Thompson)就说：“三四十年前，1750-1850年清中期御制瓷器在收藏界寂寂无名，与现时艺术市场对三朝御瓷的热忱大相径庭。”的确，在高端的中国古董瓷器市场里，以西方买家为主流的格局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他们似乎更为欣赏简约素雅的单色釉和青花瓷。近年来，华人收藏家、特别是内地新晋买家成为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在全球市场内的主流势力，他们对纹样繁复、色彩艳丽、风格富丽的清三代皇家珐琅彩和粉彩瓷器甚为青睐。
珐琅彩瓷的拍卖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随着内地的迅猛发展，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珐琅彩的拍卖成交价格也迅速上升，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赶超百万
整个80年代，中国艺术品在香港的拍卖仅是处在一个起始阶段，上拍数量和成交价格都不高。有据可查的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珐琅彩瓷仅数件。最著名的是1985年5月21日在香港苏富比成交的乾隆珐琅彩花鸟纹题诗碗，当时估价70万至100万港元，最终以110万港元被张宗宪竞得。这只碗的拍卖开启了清代珐琅彩瓷高价成交的序幕，为此后珐琅彩屡创天价奠定了市场基础。21年后的2006年11月，当这只碗再次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的二十周年拍场上时，定名为“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被张宗宪的妹妹张永珍以1.5132亿港元竞得， 21年时间增值了130余倍。
上世纪90年代：闯关千万
这一时期在香港拍卖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珐琅彩瓷大约6件。较之80年代，其成交价格明显上升，甚至靠近千万港元。
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清乾隆珐琅彩花鸟纹题诗图胆瓶以992万港元卖出，惊艳全场。接下来，1998年秋拍，香港苏富比、香港佳士得分别成交了3件康熙和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瓷。香港苏富比上拍的康熙珐琅彩胭脂红地牡丹纹碗以717万港元售出，另一件是雍正时期的一对珐琅彩胭脂红地梅花图小杯，以486万港元易手。香港佳士得呈现的清康熙黄地珐琅彩荷花纹酒杯则有662万港元的佳绩。
199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的清雍正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杯，以1,784万港元被香港藏家庄绍绥竞得，成为90年代香港拍卖珐琅彩瓷的最高价。小杯直径仅6.4厘米，杯外侧一面以深浅绿色绘数株绿竹，以浓淡的珐琅红彩料绘三朵月季花，清新秀丽。空白处题诗“数枝荣艳足，长占四时春”，诗末押“翔采”闲章，卧足内落“雍正年制”蓝料款。此杯原为香港藏家徐展堂收藏，最早为美国藏家收藏，1971年曾由伦敦苏富比拍出。
新千年以来：突破亿元
2000年之后，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继续稳步上升。特别是2005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2005年至今，中国瓷器拍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随着内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海外收藏的历代瓷器精品开始大量回流。成交价超过千万元的天价官窑名品在内地市场逐年增多，亿元拍品开始出现。
2005年香港苏富比推出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就飙升至1.1548亿港元成交。此瓶高16.5厘米，主题纹饰及绘画风格与1997年香港苏富比成交的乾隆珐琅彩花鸟纹题诗图胆瓶相似，皆为花卉雉鸡图，应是乾隆帝亲自参与设计烧制而成的。瓷胎精亮，花石锦鸡图色彩绚丽，构图及风格颇具郎世宁之画风。此双耳瓶1975年首次现身于伦敦佳士得春拍时，以1.6万英镑被香港藏家竞得。2005年秋拍再次现身香港苏富比时，它以8500万港元起拍，后被香港大古董商翟建民代内地藏家以1.1548亿港元竞得。
稍后，2006年香港佳士得20周年秋拍，又适逢是张宗宪八十大寿，于是特隆重呈献了《玉剪霓裳——张宗宪御制瓷器珍藏》，引来众多买家的激烈竞投，可谓给这个原本已经比较蓬勃的板块注入了更多信心和活力。这次推出的珍贵宫廷御制瓷器，包括了二十件宋、明及清代的重要官窑瓷器(宋代1件，明代瓷器4件，清代15件)，总成交额超过人民币2.8亿元。其间，除了那件由张永珍以超过1.5亿港元(约人民币1.6亿元)购得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另一对清嘉庆粉彩缠枝莲纹葫芦瓶，也取得885.6万港元(约人民币940万元)的高价。此对瓶为《大清嘉庆年制》款，全器呈葫芦状。以淡绿釉为地，其上以粉彩釉描绘蝙蝠、朵莲、盘肠、桃实，谐音“福禄寿绵长”，画意吉祥，为皇家所喜闻乐见。嘉庆时沿袭前朝旧制，此仿铜胎珐琅品种，乃典型的传统作品。
大藏家对珐琅彩和粉彩的尤为钟爱，使得接下来的2007年拍场上，类似的精品频频现身。一对清雍正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盌以5,072万港元领军香港佳士得春拍，被伦敦老牌古董商埃斯克纳兹(Eskenazi)收入囊中。此对盌品相完美，乃粉彩御瓷中的巅峰之作，并且是现今市场上唯一流通的一对雍正桃蝠纹盌。其胎体轻薄细腻，光洁莹润，绘以六桃五蝠，寓意祥瑞，相信是为雍正皇帝贺寿而制。熟透的桃实坠于枝头上，桃花在风中摇曳，与丰硕的果实相映成趣。蝙蝠则在空中翻飞。画面布局别具巧思。桃实喻意长寿，“六桃”更寄喻“福寿常留”；桃花象征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五蝠”谐音“五福”，红色蝙蝠亦寓意“洪福齐天”。此对盌曾为著名收藏家陈仁涛、白纳德夫妇及T. Endo先生等之旧藏，出处显赫。
而同场中另一对清乾隆粉彩松绿地镂空山水四方螭耳香熏，也有3,392万港元的高价做支撑。此对香薰，器里施松石绿釉，器外松绿釉上绘白彩夔龙纹，腹部四面描金开光，粉彩镂雕山石小道，小桥流水，村舍古树，祥云飘浮。器腹燃烧香料，香烟缭绕于四面镂空处，仿如人间仙境。此器装饰繁复创新，尽显乾隆皇帝的风格。
这般的市场热度，蔓延至2007年秋拍，由一件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母子图笔筒再次掀起小高潮。此笔筒仅有8.6厘米高，却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上卖到6,752.75万港元，被台湾著名企业家、收藏家曹兴诚收入囊中，创下了当时的中国御制料胎珐琅世界拍卖纪录。所谓“料胎画珐琅”，就是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作画，乃是清中期御用匠师们的创新之作。宫廷画家和设计师做好设计图案后先要呈交皇上批阅，待皇帝首肯后方能交内府珐琅作烧制。这件笔筒被乾隆皇帝视若珍宝，制作于乾隆初期。一方面，当时画珐琅工艺发展至顶峰；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的直接参与为清宫玻璃厂的玻璃制作提供了技术保证。然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玻璃胎画珐琅产量骤减，工匠们再没有早期时的创新意念，再也没制作出一件同样的精品。
此珍品底部特别刻了双方框《乾隆年制》楷书款。四面绘有《西洋母婴图》：母亲怀抱婴儿，神态祥和；婴儿依偎在母亲怀中，好像在听妈妈讲话。再加上茂盛的花草和西洋建筑为背景，更是清丽艳美。工艺上来说，笔筒细润的玻璃胎体与绚丽的珐琅彩相互映衬，堪称乾隆年间料胎画珐琅器的绝品。因为玻璃胎画珐琅的技术要求是极高的！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反复绘画与焙烧的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导致颜色不佳；若温度高了，玻璃胎体则会变形，即成废品。
这样一件绝品，在创下拍卖纪录后，故事并未结束。半年后的2008春拍前夕，5•12汶川地震的噩耗传来。曹兴诚临时决定捐出此笔筒。在5月27日香港佳士得举行的抗震救灾慈善拍卖上，它以6,500万港元成交，半数捐赠给台湾红十字会及法鼓山佛教团体支援四川抗震救灾，余款则分别捐给台湾其他非营利机构，包括《两岸和平共处法》基金会，以及云门舞集舞蹈团。为支持此次善举，佳士得也没有收取此慈善拍品的任何佣金。
的确，珐琅彩瓷由于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及高贵的“皇家血统”，清代以来就一直是瓷器藏家的梦寐以求之物，可谓“官窑”中的“官窑”。精湛的工艺、绝美的纹饰、极其稀少的市场流通数量，决定了珐琅彩一现身拍场就意味着高价的产生，而且其价格仍在成倍增长。虽然，二十余年来，珐琅彩精品的拍卖交易一直以香港市场为主，但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和拍卖市场的成熟，珐琅彩在内地拍卖行掀起的热潮也必将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