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海南东方市新街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中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陶器。但海南最早的瓷器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一直未有定论。从中国古陶瓷器形的主流发展变化来看，大致经历了饼足—玉璧足（玉环足）—圈足这样的序列。在没有文献资料佐证陶瓷器年代的情况下，对海南古窑址出土的饼足碗的整理和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海南本地烧造最早瓷器的研究。
主要类型
早期的陶器烧造有些可以采用平地堆烧，近现代海南黎族人烧制的黎陶延续这一烧造方式。但瓷器和带釉的陶饼足碗对温度等的要求必然需要窑炉烧造技术。依据最新的考古调查和发现，海南岛的古窑址已有39处之多，其中旧县村窑、碗灶墩窑、黄桐岭东窑、大坡村窑、汪洋窑、礼都窑、上灶村窑、五尧村窑、昌南村窑、窑上村窑和翁灶朗窑11个窑址都有饼足碗的出土，且饼足碗有带釉陶器和瓷器的区别。按照胎质等方面的不同，可将海南古窑址出土饼足碗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第一类饼足碗以旧县村窑：12和旧县村窑：19为代表，为白胎或灰白胎，胎质细腻坚致，瓷化程度高，整体呈现出成熟瓷器的特点。
旧县村窑：12，底部残片，弧腹，饼足，灰白胎，胎质细腻，碗内心施釉，外壁和底部仅见少量釉滴，足径4.6厘米。
旧县村窑：19，底部残片，饼足，灰胎，胎质细腻。
第二类饼足碗以碗灶墩窑：1、大坡村窑：1、大坡村窑：2、黄桐岭东窑：2、汪洋窑：1和汪洋窑：4为代表，多为白胎或灰白胎，质地较为坚致细腻，可见有明显的砂粒夹杂于胎体，基本属于瓷器范畴。
碗灶墩窑：1，已复原，敞口，深弧腹，饼足，灰白胎，胎质细腻，碗内施酱绿釉，釉色泛黄，粘有窑渣，外壁及底不施釉，涩胎，修足不规整，口径18.2厘米，高6厘米，足径4.6厘米。
黄桐岭东窑：2，腹部以上残，饼足，弧腹，底部及下腹部未见施釉，黄白胎，胎质细腻，碗底略平，接近盘的造型，整体素面无纹，饼足底部有明显刷痕，底径约4厘米。
大坡村窑：1，口、腹部残，为叠烧黏结的两碗，敞口，弧腹，饼足，白胎泛灰夹杂有细砂粒，胎质略粗糙，内壁施以酱釉，外壁未见施釉，碗内心有几处防止黏结的垫砂块组成的叠烧间隔，底径多在4厘米。
汪洋窑：4，口、腹部残，敞口，弧腹，饼足，灰白胎，胎质略粗，夹杂有较多细砂粒，内壁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底径约5厘米。
第三类饼足碗以礼都窑：2、上灶村窑：2、五尧村窑：10、昌南村窑：1、窑上村窑：2、翁灶朗窑：1为代表，虽胎质略坚致，但胎体粗糙，一般为砖红胎或灰胎发黑，为带釉的陶器。
礼都窑：2，口、腹部残，敞口，弧腹，饼足，灰黑胎，胎质较粗，夹杂有较多细砂粒，整体施较薄的酱釉，底径约4厘米。
上灶村窑：2，仅余底部，弧腹，饼足，砖红胎，胎质粗糙，整体施满酱釉，足径约4.5厘米。五尧村窑：10，口、腹部残，仅余底部，底部较平，近于盘，饼足，灰黑胎，胎质粗糙，盘底有薄薄的酱釉层，足径约6厘米。
昌南村窑：1，口、腹部残，弧腹，饼足不甚规整且内凹，砖红胎，釉色黄白应是未烧熟，胎质粗糙，内外壁施釉，外壁施釉不及底，足径5.9厘米。
窑上村窑：2，可复原，敞口，弧腹，饼足，内壁施酱绿釉，外壁仅有少量不规则的涂抹釉层，灰黑胎，胎质较粗，夹有细砂，碗内心有明显的叠烧痕迹，并留有防止碗与碗黏结的夹较多粗砂的红色块状物，口径约16厘米，底径5.2厘米。
翁灶朗窑：1，口、腹部残，敞口，弧腹，饼足，砖红胎，胎质较粗，夹杂有较多细砂粒，内壁施有均匀的酱釉，外壁下部未见釉，底径约4.8厘米。
相关问题探讨
分布特点
从饼足碗所在窑址的分布来看，昌江、澄迈、定安、琼海、万宁、临高和东方这些县市主要在海南岛的东部、北部地区，西部也有少量分布，南部和中部地区尚未发现。这些地区基本沿江沿海，即靠近水源和水上交通便利的地方，主要聚集在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的入海口处以及沿海地区。
海南古窑址饼足碗的分类与特征情况表
整体特征
海南古窑址出土的饼足碗多为敞口，弧腹。既有瓷胎和陶胎，又有类瓷类陶的胎质。釉色可见酱绿釉、青黄釉、酱釉等，大都施半截釉，弧腹的下部及饼足无釉，施釉方法应是手持饼足进行蘸釉。从大部分饼足碗底部的削足痕迹来看，第一类饼足碗削足相对规整，推测是用金属工具削制的。类瓷类陶和陶胎都有明显波纹状的削痕，推测是用竹刀等并不锋利的工具削制的。
饼足碗主要采用叠烧，大坡村窑：1就是两碗叠烧黏结在一块的状态，为防止黏结，叠烧碗之间放置几个小砂块作为间隔，如大坡村窑：1、大坡村窑：2碗心都还保留有砂块痕迹，旧县村窑：12的碗心也残留有砂块作为间隔的痕迹。装饰手法上饼足碗都是素面，仅见大坡村窑：5饼足碗底部刻有楷书“正”字，刻铭应是在坯体上刻好，然后入窑烧造。
年代问题
从主流的陶瓷发展史来看，在唐代中期以前，饼足是陶瓷类器物尤其是碗类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类器足样式，到了唐代中晚期，器足逐渐演化为玉璧底和玉环底，至宋代圈足类器物成为主流。由于地处边疆，海南古陶瓷的器形演变不能照搬主流的演变规律，其饼足碗的年代很可能会出现滞后性。
第一类饼足碗主要出土于旧县村窑址，旧县村原为昌江县治所在，20世纪60年代县政府才迁至今石碌镇。旧县村自隋代起就为县治所在，人口较为集中，又临近昌化江，水上交通便利，所以隋以后旧县村窑烧造瓷器条件成熟。
旧县村窑址的饼足碗弧腹，足面内凹，灰白胎，胎质细腻，碗内心施釉，这与福建武夷山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的饼足碗相似。同时，旧县村窑址饼足碗和武夷山苦竹垅窑址饼足碗都施以酱绿釉，泛黄，碗心也都有明显的块状叠烧痕迹。
除了饼足碗，旧县村窑址还存留有青釉圈足碗和青黄釉圈足碗的残片。青黄釉圈足碗以足壁宽厚为主，青釉圈足碗的足壁则相对较薄。青黄釉圈足碗的釉色和胎质与饼足碗一致，应烧造于同一时期。青釉圈足碗明显瓷化程度更高，烧造年代上应不早于青黄釉圈足碗。青釉圈足碗的青釉发色和胎质比较接近于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宋元时期的瓷器。另外，旧县村窑址还发现2件元代的龙泉窑瓷片（即旧县村窑：17和旧县村窑：18）。根据与其他地区陶瓷器的对比，旧县村窑址饼足碗的烧造应不晚于宋元时期。
除旧县村窑址外，其他烧造饼足碗瓷器的窑址中，第二类中的大坡村窑址也有外来瓷器的发现。大坡村窑：24，仅余圈足，圈足略高且小，灰白胎，胎质细腻坚致，类似于浙江、福建地区的产品，可作为大坡村窑址饼足碗年代的佐证。大坡村窑址饼足碗的釉色、胎质与同窑址圈足碗是相同的，器形也相差不大，也就是说两者属于同一时期。大坡村窑址圈足碗都为大圈足，足壁较厚，与内地宋元时期瓷器圈足形制相似，所以大坡村窑址饼足碗的年代推测也为宋元时期。碗灶墩、汪洋、黄桐岭东与大坡村窑址的饼足碗形制、胎质基本一致，年代推测也大体一致。
与碗灶墩窑：1饼足碗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花瓣纹带系陶罐的残片（碗灶墩窑：9），此件陶片的形制、花纹与海南儋州东坡书院发现的1件花瓣纹四系陶罐完全一致，两者应属于同一时期。此陶罐口径11.5厘米，底径16厘米，高33.5厘米，陶胎呈砖红色发灰，直口，大圆唇，长颈，丰肩，颈、肩相接处均匀分布有四系，弧腹下收至底，平底。肩部饰以数圈弦纹，腹部自上而下饰以较大的花瓣纹。此陶罐是1985年在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内钦帅泉井里被发现的。民国《儋州志·建置志》中引清代王时宇《海外集》记载，明代儋州知州陈荣选曾修葺过载酒堂，“复于祠左建钦师堂，为诸生会文之所”；《钦帅泉碑铭》中亦有“钦帅泉主任惠谷子荣选”，指明钦帅泉的主人是陈荣选。因此，钦帅泉至少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就已出现，并存在修浚，若井内原有陶罐，则理论上修浚时会将陶罐取出，既然1985年才发现陶罐，其更可能是明代以后被放入井内的，也即陶罐为明代以后的器物。如果不考虑碗灶墩窑存在烧造延续性的问题，那么碗灶墩窑：1的年代也有可能不早于明代。
儋州书院发现的花瓣纹四系陶罐
此外，与碗灶墩窑：1出于同一窑址的还有1件圈足碗（碗灶墩窑：4），从形制、胎质和釉色等看，二者应属于同一时期。碗灶墩窑：4为敞口，深弧腹，小圈足，灰白胎，胎质细腻，胎体及足墙厚重，酱绿釉，脱釉严重，施釉及腹，足底无釉，碗内壁饰有弦纹，口径16厘米，高6.5厘米，足径5.8厘米。相较于碗灶墩窑：1，碗灶墩窑：4有着明显的挖足痕迹，整体来看，比较接近于浙江、福建等地区元代瓷器的风格。这与前文推测其为明代以后烧造的观点相悖，故不排除碗灶墩窑的烧造有延续性，元代以后仍在烧造陶瓷器，有可能碗灶墩窑：1的年代早于花瓣纹四系陶罐。
第三类带釉饼足陶碗的断代比较复杂，学界关于饼足陶碗尚无较为详细的年代发展序列的研究总结。《明沈侨夫妇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8年第2期）中有饼足素胎陶碗的介绍，其为明代中原地区制作饼足陶碗的实例。考虑到明代洛阳陶瓷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这种陶碗应不是实用器，而是一般的陪葬品。从海南多个古窑址同时出现饼足碗的情况来看，其应属于实用器，与明沈侨夫妇墓出土的陶碗性质明显不同。
2020年12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古陶瓷鉴定培训班在海南临高县五尧村窑址考察的过程中曾发现有饼足瓷碗，此资料的具体信息尚未公布，但可以确定五尧村窑址同时烧造饼足的陶碗和瓷碗。另外，类瓷类陶和陶胎的饼足碗都有明显波纹状的削痕，这也为其属于同一时期烧制提供了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海南乐东地区还有饼足陶碗的烧造，但只见素胎器。这些素胎饼足碗可确定部分为黎族人烧造，属于黎陶。陶碗不施釉的情况下吸水率会很高，属于较原始的发展阶段，与瓷胎和带釉陶胎饼足碗有明显区别。综合来看，带釉饼足陶碗的上限可能与饼足瓷碗一样早至宋元时期，下限可晚至近现代。
结语
海南6个市县的11处古窑址中都有饼足碗的发现，这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少见的。从饼足碗的伴出器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其年代比主流窑址的饼足碗略晚，推测为宋元以后的产物，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点。这些窑址大都位于沿江沿海地区，即靠近水源和水上交通便利的地方，可方便陶瓷商品的制作和输出。其中旧县村的龙泉青瓷和本地青瓷的发现，且其临近昌化江和海南岛西部沿海，可以证实此地在宋元时期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