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中,宋代(960年——1279年)是陶瓷业发展十分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生产上的细致分工和管理体制及技术上的改进和创新、质量的精益求精、生产量的剧增以及出口贸易的扩大,使宋代瓷业蓬勃发展并形成南、北方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瓷窑体系。北方形成了定窑、钧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窑系;南方则有传统越窑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龙泉窑系和景德镇窑系。各窑系中,由于窑场之间的竞争和当朝对陶政体制的改革创新,大大促进了瓷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宋代几大名窑名瓷器。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宋时最为著名的五大名窑场,即所谓的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其中“官窑”是宋代创立的一种全新的陶政体制,直属朝廷“内府”管理,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用品。“官窑”的设立及宫廷用瓷的大量烧造使宋代制瓷业达到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时期。
江南地区制瓷业自汉史至唐、五代,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特别是浙江地区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长盛不衰。北宋初期,吴越钱氏王朝出于保护自身小朝廷利益,积极主动地向中原朝贡。烧造大量的贡瓷,数量之庞大,远远超过了越窑历代贡瓷之总和。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制瓷原料处理精细,胎质呈浅灰色或灰色,器物成型操作十分严格,胎壁薄,器形规整,器表光滑,口沿细薄,转折处分界显明,给人以轻巧秀丽之感。五代青瓷之精品亦称“秘色瓷”。根据宋人文献的解释,五代“秘色瓷”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各窑场承烧供奉之器,庶民不得用,故称为“秘色瓷”。从这个意义上讲,五代“秘色瓷”实际上是一种皇家用瓷。清人评论“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显然,“秘色瓷”是当时越窑青瓷中的色泽最佳、工艺最精者。由于历史上没有文献对“秘色瓷”作过具体的描述,故迄今为止,五代作为贡瓷的“秘色瓷”的真实面貌无从考证。现有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证明,五代时期越窑瓷器仍以光素无纹饰的器物为主,设计着力于造型上的秀美,这是越窑青瓷的主导特征。从唐代瓷器的雍容浑厚,发展到五代瓷器的优美秀致,不仅是审美观点的变化,而且是工艺上进步的表现。五代制瓷工艺的改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胎质细腻,胎壁减薄;使制瓷原料的加工更为精细;设计精巧,造型秀美;大大提高了成型技术的水平。五代的盘碗胎质均较薄,器口沿常作花瓣形,有五瓣、六瓣、八瓣不等,也有三瓣与四方形的。圈足足壁有的较宽,有的较窄,窄者足高尔外撇、宽者足直而矮。盏托常常压边成荷叶形,托则折腰,圈足高而外撇。这些器物的成形难度均较大,表现出五代时期在成形技术上改进更具有开创性。
五代越窑青瓷的所谓“秘色瓷”,作为贡瓷,大多用作北宋中原王朝皇宫内府用瓷。这就要求生产这种贡瓷的窑厂不但在器形设计上要符合皇家用瓷的需求,而且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尽管每年所贡数量是非常可观的。但这种专供贡瓷在民间又是禁用的。五代时,贡瓷生产由杭州湾一带生产条件较好的一些瓷窑承担。从窑址出土物考证,承烧贡瓷的大多为杭州、绍兴、慈溪、余姚、宁波、上虞、龙泉等地的窑场。吴越降宋后,大多数烧造贡瓷的窑场几乎停烧,只在个别较好的窑场如瓷溪上林湖(北宋市属余姚管辖)一带的个别窑场,北宋时曾置官监窑,继续为宫中烧造瓷器。这也为以后南宋在临安立国时烧造宫廷用瓷打好了基础。五代、北宋时继越窑而起在浙江地区影响较大的为龙泉窑,目前,仅在龙泉境内发现的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就多达数十处,可见其规模之大。周围地区如丽水、云鹤、庆元、武义、江山等地也发现具有龙泉风格的大量窑址,形成了以龙泉县为中心窑场的龙泉窑体系。龙泉窑系秉承了越窑的制瓷工艺技术的体系,采用柴烧龙窑设备,利用本地大量的优质瓷石资源,烧造出了举世闻名的龙泉青瓷。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龙泉青瓷有黑胎、白胎两类,它们出土于同一层次之中,表明是同窑共烧的产品。其中黑胎青瓷在造型、釉色、纹片以及底足的制作工艺都和南宋杭州出现的“南宋官窑”相似。由此可见,南宋官窑瓷能在南宋立国初就成功烧造在杭州是有其历史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