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研究，自明代至民国能考证且翔实的对定窑进行研究的当属中国人自己。著述有明学者曹昭《格古要论·古窑器考》、清学者赵汝珍《古玩指南·瓷器》、陈浏《陶雅》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发表著述提及的主要有陈万里、冯先铭、李国桢、王莉英、李知宴等。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对定窑遗址进行发掘，并获新成果。1972年以来，曲阳有两家定瓷生产研究厂家。从事研究生产较早以至坚持到今天的有陈文增、蔺占献、和焕等人。着重研究传统工艺，由单一米黄色趋向多呈色研究。国外对定窑研究和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早在19世纪，英国专家史蒂芬·布舍及何布森对定窑均有研究和著述。1941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专程来中国考察定窑。
定窑 明清及1972年以来国内 国外研究简况
定窑艺术是国粹、国宝，具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和科技与艺术双重表现。定窑传统工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陶瓷文化集大成者，定窑文化具有非常显著的战略位置。站在历史与当代文明的高度看这一问题，恢复它、研究它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非常必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灵魂、国度的象征，岂能在有无二字上置疑。笔者有一次同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线天长教授谈及定窑文化问题，线教授讲到：“一个民族之所以坚定而不可动摇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看她是否具有博大的文化基础。经济是可以消灭的，文化永远难以消灭。”在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史上，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面对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之威胁，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最终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本源应归属于本土文化这个载体没有动摇。所以侵略者欲消灭一个民族，必重在消灭其文化。而恰恰是文化最难消灭。回首中国历史及世界史无不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文化振兴，民族兴旺，文化丢失则民族消亡。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于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辩证法不可抗拒。定窑的复出属于新的历史时期留给我们的一种文化思考。面对改革和市场经济，定窑历史虽以经济面目出现，而其发展振兴的基础和动力则属于文化，且面对历史和现实，去发挥创造和实现自身优势与价值，具有经济与文化之双重意义和功能。知识经济的含义就是文化经济，它的出现和形成，正是在大文化基础上的延伸，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强大。定窑研究史不妨说就是定窑文化史和民族文化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