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1999年的国庆前夕，那是一段心潮澎湃、与时间赛跑的特殊日子，那是赋予硅元“当代国瓷”的起始。
1999年国庆节前夕，时任中共淄博市委书记张建国(右)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领导“中华龙国宴用瓷”交接。
1999年国庆节前夕，中华龙国宴用瓷交接仪式。
“第一批‘龙罐’试制成功了!”
“准备一下，马上去北京!”
历经5个多月马不停蹄的研制，一套具有中国宫廷气派的作品——“中华龙”国宴用瓷终于诞生。
用纸层层裹住，装进箱子里，1999年9月19日，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硅元瓷器前身)院长殷书建，与时任分公司经理任允鹏，带着成功赶制出的第一批极具中华特色的国宴专用瓷赶赴北京，直奔钓鱼台国宾馆供应处。
瓷器经不得磕碰，三四个箱子，俩人就这么一路提了过去。
大半天后，钓鱼台国宾馆供应处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接过任允鹏递来的“中华龙”养源盅，在场的人难掩笑容，兴奋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99年，钓鱼台国宾馆供应处领导接过试制成功的中华龙。
就是它了!“中华龙”被一眼相中!
明黄色的底色、海底蓝色的二龙戏珠和云朵，浑厚端庄又不失精巧玲珑，硅元“中华龙”，在20年前的9月29日，被作为国宴用瓷，正式启用。
一套瓷器，龙腾四海，光耀神州。这是硅元“中华龙”第一次踏上赴京之路。谁也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20年。20年，她见证了大国外交的壮阔征程。
弘扬中华陶瓷文化，开创现代陶瓷未来，既是硅元人的初心和使命，又是硅元瓷器的魂，更源于当年硅元人的一声铿锵有力的回答：国宴用瓷的任务，硅元接下了。
一口应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美食配美器’之说，现在‘国庆宴’用瓷开发方面遇到了困难，菜品有了，但专用瓷器还没有开发出来，不知淄博能不能做?”
1999年4月中旬，钓鱼台国宾馆，紧张而又忙碌。彼时正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筹备阶段，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建馆40周年大庆的日子，为了配合庆典的国宴菜谱，制做出一套国宴用瓷迫在眉睫。
“我们找了几个陶瓷产区，都感觉难度较大，没有接受，希望淄博的同志认真研究一下。”“国庆宴”开发工作负责人一番话，让从淄博赶来的几位陶瓷人心里打起了鼓。
“适合做金银器，很难做陶瓷。”接过初步设计图纸，殷书建与身旁的任允鹏小声商议，俩人眉头皱了又皱，紧了又紧，最后还是舒展开来。淄博陶瓷在国内赫赫有名，能够为国家生产国宴用瓷，是责任，是使命，也是城市荣誉。
“重新设计，试试!”一句话，硅元坚定地接下了这项任务。
故宫借瓷
定器型、配釉色，要在5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一套国宴用瓷，谈何容易。“国宴用瓷什么样，大家都没见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殷书建记忆犹新。
作为国家最高规格宴会用瓷，外形，釉彩，画面，要大气，还要有中华优秀文化之气质。有了这样的共识，但是画面怎么体现，釉彩用哪个色系，这些问题犹如一张白纸蒙住了硅元设计团队的视野。
“走，去北京，去故宫。”“要做国宴用瓷，必须从五千年历史中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魄。”时任总工程师刘凯民，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在业界极有威望。为了寻找国宴用瓷合适的釉色，他与设计大师陈贻谟，匆匆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到了故宫，档案室里，一块核桃大小的明代黄底绿花瓷片，引起刘凯民的兴趣，那是一块盛器的瓷片。
虽然是研究釉彩色系的专家，但是缺乏必要的研究辅助工具，刘凯民短时间难以准确分析出它的色系构成。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回去，仔细研究。
从故宫借东西，谈何容易。
没有办法，也得想办法，刘凯民凭借自己的业界威望，以人格做担保，打了借条，这才将这块瓷片借了出来。
底标的故事
研究期间，任允鹏带着任务多次赶往钓鱼台国宾馆。
算起来，这已是任允鹏5个多月来第4次去往钓鱼台，真是应了陈贻谟后来的一句玩笑话：钓鱼台不仅钓鱼，还“钓”人呐。
当然，这次钓“人”，是为了“龙罐”的底标。
1999年，记录硅元中华龙钓鱼台底标文字的笔记本。
第一代中华龙最早的底标
时隔二十年，任允鹏翻出了一本黑色记事本。“这是当年钓鱼台国宾馆领导亲自绘出的底标，写下的标字”。任允鹏回忆，当时的钓鱼台图标没有正规的版本资料，他只能从国宾馆的物件上，寻一个图标的底版。
白皮儿，宽度不到两公分，谁会想到印在“中华龙”下面的底标版式，竟是源于钓鱼台国宾馆的牙膏盒。
笔记本里，几笔绘就的图标和“钓鱼台国宾馆建馆四十周年特制，山东硅院，一九九九年九月”的字样，还清晰的印在泛黄的纸页上。
一个牙膏盒上的图标，25个手写的字，就这样成为了“中华龙”最初的底标。
几经打磨
开发不易，设计不易。
借来的瓷片里，釉彩色系构成原料存在有害物质，不能用，怎么办?
新的问题摆到硅元团队面前。苦思冥想，反复尝试，最终硅元决定以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研制的高温快烧釉彩作为替代，绘制了“中华龙”的中国色彩。
没有釉中彩花纸，就进口高温釉中彩颜料，烤制色标盘供调色使用;颜色基本试好后，再带着颜料到花纸厂请他们帮助印刷打样。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一天去了四次花纸厂，其中一次是同事张意刚同志，骑摩托车带我去的。”回想当年几乎白日黑夜颠倒的日子，负责组织生产的分公司经理任允鹏说，“难，当然难，但硅元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不行的。”
“龙罐”诞生
釉色定了，设计的重任落到了已经67岁的陈贻谟大师肩上。“当时陈大师早已过了退休年纪，被硅元返聘。一头扎进了对中华龙的设计之中。”提起陈大师，任谁都打心底里钦佩。
任务紧急，没有参考资料，陈贻谟大师多次进京到故宫博物院翻阅资料查看实物，这一看，就是好几天。记不住，就把书买回来看，一遍遍研究，想了画，画了改，经常顾不上吃饭，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候眼睛都熬得长出眼疖子来，和看不到一样，他就用纱布遮着一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看着设计。
陈贻谟大师
一个设计，回到陈贻谟大师手里，就是无数次修改。由于钓鱼台要求国庆宴用器皿保温效果要好，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造的难度和工作量。
初期，设计的器形在外套内倒水后，内胆会漂起来，没法使用，从设计到制做，一切只能从头再来。
正值炎夏，工作室条件也差，昏黄的灯光下，时年67岁的陈大师经常光着膀子，白天干，晚上干，汗随着额头流下打到了手中的坯体上，另一只手还不断地转动石膏车的手轮，车出了“龙罐”的盅体、盖子、内胆，塑出了盘龙盖顶、腾龙双耳……
“当时硅元工作室没有空调，大家心疼陈大师，就把实验室里唯一一台空调拆下来给他装上。”殷书建说。
而当时负责组织生产的分公司经理任允鹏则是一遍遍地把大师们的设计成果烧制成器。
心灵雕琢塑，汗水拌泥土，小品皆爱慕，谁知陶工苦。历经了千百次打磨，一件具有中国宫廷气派的作品，终于诞生了。
明黄衬底，龙腾云中，这是彼时的龙罐，也是现在的“中华龙”养源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贻谟(右2)向钓鱼台国宾馆领导介绍“中华龙国宴用瓷”。
创新传承
在此后的三四年间，硅元团队继续打磨，一件又一件堪称当代国瓷精品的“中华龙”餐具茶具诞生，并陆续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和其他国家重要接待场所。
从1999年至今，硅元“中华龙”国宴用瓷已经走过了20年岁月。经典，绝非一日促成。是以陈贻谟大师为代表的第一代硅元研制“中华龙”人精神与智慧的延续与创新。
2000年，陈贻谟大师把新设计的龙杯设计图送到了殷书建手里，“中华龙”系列龙杯迎来新生。
2016年11月，第二代“中华龙”系列国宴用瓷升级诞生，既保持了“中华龙”原有的基本面貌，又从材质、器型等方面精益求精，再次担当最高规格国宴用瓷。
在紫光阁，“中华龙”蕴含五千年文明深厚积淀。在养源斋，中华龙代表中国宴请世界。在故宫红墙之内，中华龙象征民族尊严不可侵犯。在欧洲、在亚洲，在世界各地，乘着盛世东风，沿着“一带一路”印记，作为文化使者奏响共同发展的乐章……
从新中国成立50周年，到70周年，20年来，“中华龙”循着中国精神的基因，不遗余力，传承创新，目睹了祖国的山河巨变，腾飞发展，亲历着大国外交的壮阔征程。
火中涅槃，玉润珠光。名窑国瓷，源远流长。
20年前的今天，她在共和国50周年国宴用瓷的启用中，脱颖而出;20年后的今日，她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见证硅元淄博元素的再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