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104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和63家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投票产生的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苏州市公布，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从400多个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2009年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近半年的时间，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获得又将我们的目光牵回到了定窑，回到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外的那一片神秘的土地。
待解的历史谜团
在宋代，瓷器生产以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有名，后人将它们统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位于我省曲阳县境内的定窑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的杰出代表。据史料记载，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宋、衰落于元，因宋时曲阳隶属定州，故称定窑。
“元朝刘祁的《归潜志》曾有言：‘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这是对定窑白瓷的绝佳评价。”省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立森说，定窑的历史地位因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文献记载而备受世人关注，又由于其广泛的影响，近代以来被学者列为六大瓷系之一。定窑最重要的产品是精细的不施化妆土的白瓷，“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是宋元时期代表士大夫清雅艺术取向的典型代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瓷孩儿枕”便是定窑代表作之一。定窑从其创烧伊始就对周边地区的窑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断有瓷窑仿烧其产品，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种曾被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代表了清雅艺术的陶瓷制品，在六七百年的繁华消散之后，留下了重重谜团。定窑的年代划分、各时期的风格特点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1934年著名古陶瓷学者叶麟趾首次指出定窑窑址的地理位置。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考察和研究，曾两次对定窑进行考古发掘，但至今仍无完整的文献发表。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进展，从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的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认识到定窑瓷器是当时产量巨大、流传广远的一类瓷器，上至宫廷贵胄，下至百姓戍卒都在使用，同时，它还是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瓷器，宋金对峙时期还曾用于南宋和金代贸易。但是由于缺少以窑址挖掘为基础的分期研究，定窑器物的类型划分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风格，尚未清晰地显现，而且以往对定窑元代的生产状况基本不了解，导致学者们在谈及定窑时对元代的产品避而不谈。
定窑“分期”真相大白
定窑的分期一直没有可信的研究依据，通常只被粗略归结为“创烧于唐、极盛于宋、衰落于金代”。学界对于定窑的创烧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创烧于初唐，也有人认为创烧于晚唐，甚至有人认为创烧于隋朝。此次定窑考古，通过出土器物和遗址地层的考察，秦大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定窑的创烧时代应该是在中晚唐时期。“我们在第七、八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的地层，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其下即为生土，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早不过中唐。”此外，随着大量丰富的金代瓷片、窑具、窑炉、作坊的发掘，定窑最繁荣时代是宋代的说法也被打破，实际上，金代才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期。
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考古队基本摸清了定窑的分期情况。秦大树表示，“初步分析定窑历史发展分为晚唐、五代，宋分早中晚期，金、元各个时期的代表器物及工艺等也都有收获，还纠正了一些原有认识，譬如我们曾以为定窑到元代后就停烧了，但是这次发掘令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定窑在元代仍在生产，规模也不小，只是产品的质量下降了。”
这次定窑考古收获颇丰，为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找到了重要资料，完成了既定的各项目标。比如地层中出土的瓷片证实了晚唐到宋初定窑还在烧制三彩器物;金代地层中出土的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为研究金代贡御瓷器提供了实证;发掘出土的元代器物证实了元代定窑依然还烧造而且有一定规模等等。
2010年1月20日，最后一批考古队员离开了涧磁村。预计未来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将持续两到三年，最终将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正如秦大树教授所言，“通过我们的照相、摄像、航空摄影和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采集的资料，大家将看到一个活的、跟真实十分接近的定窑窑炉”。
联合考古队队长韩立森评价此次考古发掘说：“主要目的是对定窑分期断代，我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始于1990年，现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考古学会协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评选标准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考古新发现的内容评选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所谓新发现，是指这项考古发现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外，还要在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信息和新的认识。
中国古陶瓷协会副会长、“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河南省文研所研究员孙新民对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定窑遗址考古项目进行了解读。他说，定窑以其精湛的印花白瓷和首创的覆烧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自1950年以来，陶瓷和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但遗憾的是迄今未见出版考古报告。2009年9月至12月的这次主动考古发掘，学术目的性强，选点审慎准确，并注重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取得了全新而丰富的实物资料，是近年来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孙新民评价说，此次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丰富，窑炉保存完整，这次清理的11座窑炉中有保存较好的五代窑炉2座、宋代窑炉1座和金代窑炉3座，均具有通风道长、火膛较深、烟囱宽大等特征，是深入探讨定窑窑炉结构和烧成工艺的重要材料;地层堆积丰富，有助于确定烧制年代，这次清理的文化层不仅分属于过去已知的五代、北宋、金代，还出土了一批中晚唐和元代遗物，尤其是地层中出土的一些纪年材料，为确定定窑的始烧和衰落年代提供了依据;出土的带款器物，展现了定窑的贡御史，这次出土的瓷器标本达数千件，有不少属于贡御的定窑精品。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白瓷，与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随葬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北宋地层中的“尚食局”、“尚药局”款和龙纹装饰瓷器，显然是贡御之物，为史料中“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的定州白瓷器找到了产地。
田野考古工作结束了，考古发掘成果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但揭秘定窑、研究定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