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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






[日期:2011-06-30] 来源:景德镇文史资料  作者:赵渊 [字体: ]

编者按:已故中共景德镇首任市委书记赵渊,是现代景德镇的开拓者、是现代景德镇之父,被人称为“红色督陶官”。他身前写下此文,对于我们了解景德镇,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

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

赵渊

从1953年1月至1963年11月,我在景德镇工作,经中南局批准,任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兼市长(开始兼过一段时间市长)。这十年,是景德镇市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千年古瓷都发生大变革的起步年代。回忆这段历史,既有喜悦也有艰辛。总的来说,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面对繁荣昌盛的今日瓷都,更觉能为瓷都的过去出一点力而高兴。

从农村到城市

向瓷都人民报到

我从1937年投身于抗日战争。1945年到东北被分配到吉林省前郭旗担任县委的领导工作。1949年,奉命带领一支朝气蓬勃的东北南下干部队伍,到达江西鄱阳(今波阳)县,成为这个县的党政领导骨干,我被任命为中共鄱阳县委书记。鄱阳是个大县,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有60万勤劳的人民,有120多万亩耕地,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是到了解放前夕,却是经济破败,匪盗横行,灾难深重,民不聊生。

在鄱阳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取得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和改革的胜利,以血肉与汗水同鄱阳人民凝成了战斗的情谊。1952年10月,我被任命为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兼市长。接到通知后,内心对鄱阳人民真有点难分难啥的依恋之情。于是,我向广大的鄱阳人民,向南下的工作队的战友们,向带过路、借过宿、派过饭的乡亲们挥泪告别,郑重辞行。

1953年1月的一天,我乘班车从鄱阳来到景德镇。在河西车站下车后,拿着自己简单的行装步行问路,好不容易走到市委,见到市委副书记郭哲民同志和其它同志。次日,同市属单位部分领导同志以会议形式见了面,时间很短。会上,我要求同志们给我支持帮助,我保证当好学生,有信心和大家一块做好景德镇市的工作。

对我来说,到景德镇市工作,是一次大的转变。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抗日战争、支援前线、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等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农村,都是同农民和基层干部一道战斗和生活。如今来到景德镇,是从农村来到城镇,是从阶级斗争战场来到经济建设战线,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当时想得很多,重要的是要寻找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从哪里来?首先要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要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有最便利的的办法,就是加强请示汇报,争取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实践中,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寻找正确的指导思想

来到景德镇,耳闻目睹的都是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色,千年窑火的历史,驰名世界的声誉,高贵的的礼品、珍奇的文物、瓷器与“中国”同名等等,都是景德镇对人类、对历史的伟大贡献。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坏坊、窑包、画室、瓷器店及各种行当的瓷业工人。除了瓷器,看不到景德镇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历史上的景德镇,还有一个御窑厂,专为皇家造瓷器,皇上直接派遣督陶官抓瓷器生产。所有这些,都说明景德镇与别的城镇不一样,使我对景德镇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认识景德镇,是为了建设和发展景德镇。封建社会的督陶官能让景德镇造出精美绝伦的贡品,共产党领导下的景德镇,瓷器一定要造得更多更好,瓷器的声誉一定要超过历史,各项建设一定要发展起来,瓷业工人的生活一定要大大提高,景德镇在中国“四大名镇”的地位一定要更好地显示出来。总之,在景德镇工作的最初想法,就是要把瓷业生产振兴起来。

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在班子里议论:景德镇的工作能不能提“以瓷为纲”?景德镇能不能称为中国的瓷都?

我的想法来自中央、省委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启示,也受到国内外信息的影响。

首先,在我来景德镇之前,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曾到景德镇视察,他对全市干部作报告时说过:“景德镇市委就是瓷器市委,市政府就是瓷器市政府。”他强调了搞好瓷器生产在景德镇市党政领导工作上的特殊位置。

我到景德镇的第三个年头(1956年9—10月),轻工业部就组织我带领陶研所工程师谢谷初,赴捷克斯洛伐克考察陶瓷工业,这表明,国家轻工业部对景德镇的瓷业是多么的关心。

1958年底,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计委主任薄一波,在省委工业部长王真陪同下来景市视察工作,他说:“景德镇日用陶瓷有崇高的地位,在国际上有深远的影响,今后必须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质量。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但不能固步自封。要多吸收别人的长处,提倡独创与学习相结合。”薄一波还给了景德镇十部汽车,这在当时来说,对瓷业运输是很大的支持。

影响深远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简短问话。1956年毛主席到江西视察,在向塘火车站上召见了省、地、市委领导干部,我是晚上赶到的。毛主席在向我问话时说:“你是管瓷器的,就把瓷器管好”。这句话给了我巨大力量,我决心要为管好瓷器有所作为。

以后,陆续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江西或景德镇,他们对发展陶瓷生产均有指示。1959年接省委通知说:刘少奇同志在庐山开会期间将要来景德镇视察,后因开会来不了,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同志曾转告说:少奇同志很关心你们的瓷器生产,说“没有瓷器就没有景德镇”

196011月董必武副主席来我市视察工作,他对陶瓷生产作了重要指示,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景德镇瓷业的重视和关怀,并指出手工业生产的群众性、产品变化快等特点,要我们适应市场变化需求,还述及名瓷来之不易、景德镇的历史作用、文化传播以及要关心工人生活、加强技术改造等问题。

1962年3月,朱德委员长及康克清、陈奇涵同志来到景德镇视察,住了三天,听了汇报,视察了工厂、陶研所等单位,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要提高质量,要恢复传统产品,恢复失传的颜色釉,指出要搞点机械化,要烧煤才有前途,对老工人、名画家的生活待遇应有关照等等。

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也到我市住了三天。他说话很活跃,善于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在强调发挥团的作用、鼓励青年努力上进的同时,也讲到了瓷器生产的重要性。

中央有关部门,如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的邓杰、胡明等同志都十分关心和支持景德镇。外贸部长叶季壮还批给景德镇20部汽车,从而进一步充实了景德镇瓷器外运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景德镇同瓷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瓷器的名声,就没有景德镇的历史地位。景德镇瓷器的名声是全市工人、技术人员和艺术家们共同创造的财富。“瓷业兴、百业兴是景德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在不断思索和深化认识过程中,我提出过“以瓷为纲”的想法。后来,经过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考虑,认为景德镇还是提“以瓷业为中心”为好。我觉得他讲得好。这就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成了我市各级领导共同遵循的方针。

回想当年,我们没有城市工作经验,水平也不高,为了寻找正确的指导思想,确是费了心血,经过多方求证,并得到领导班子和全市人民的认可与支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瓷为纲”四个字竟成了我的一条罪壮,上升到“唯生产力论”、“对抗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成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重要“罪名”之一。

使瓷业生产由季节性向长年性转变

到景德镇后,我接触到很多人士,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反映,深深感到现实问题很多,困难很大。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景德镇的前途,千年窑火都是靠松柴来烧,这样年复一年地烧下去,将来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生产工艺落后,全凭手工操作,若不进行技术改造,难以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个问题是交通运输极不便利,除了季节通航的昌江日见浅塞外,主要靠肩挑背驮。这是阻碍景德镇发展的瓶颈。第四个问题是科研力量薄弱,难以造就大批技术人才。第五个问题是尚未建设起现代的原燃料生产基地。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近代统治者造成的政治社会原因,也有历史遗留的传统习惯。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克服瓷业生产上的季节性。长期以来,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是半年生产半年闲,有句行话叫做“七死八活九翻身”。瓷业工人往往是城乡各有半个家,窑柴瓷土供应也受农时季节的影响。我们同工人商量:如何解决靠天吃饭的季节性问题,变工闲为工忙?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普遍反映有办法,人定胜天。我也了解到,年产40万担瓷器,产供销可平衡。这个目标,通过努力,几年内是可以达到的。人还是这些人,就是将生产时间改从3月份开始,不靠天,靠自己,朝全年正常生产方向努力。工人的热情很高,他们知道,全年生产比季节生产收入会大大增加。于是,大家都动脑筋,想办法,把这个改革当做自己的大事来办。各级领导也行动起来,全面考虑技术改造,积极改变生产条件。如粉碎矿石,由水碓(成本低、效率低)改为机械,并到上海订购雷蒙粉碎机;日光干燥之外,增加简易烘房,用木炭为燃料(当时曾提出利用烧窑的余热烘坏,但未成功,因为花钱多、不稳定)做坏工人还主动把生产时间放在中午前后,尽可能地利用太阳来干燥。这些变化有历史意义,使我偿到了依靠群众克服困难的甜头。没有花多少钱,也没有大的行政干预,就克服了瓷业生产的季节性,实现了全年正常生产。

为工人回乡过年作出妥善安排

由于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传统季节性,很多来自几十里或几百里的农村的工人们流传一句老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每年的春节期间,工厂停工,工人回乡,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工人,肩挑背驮,冒着寒风雨雪向邻县农村走去。人数最多的是都昌人,大多数要走两天多,才能到家与家人团聚。我了解到这一情况,觉得是个问题。我召集有关局、市总工会、各企业及基层工会负责人商议,按人数分路线作出妥善安排,重点是做好景市经鄱阳到都昌这一条路的工作。我到鄱阳去同他们领导商量,在鄱阳田畈街、油墩街的两个区政府所在地设立“景德镇工人回乡接待站”,请他们在食宿、医疗、安全等方面提供方便。两区干部同我很熟悉,有求必应,工作很顺利。

在市内,作好每天安排,有先有后,同时抽调部分汽车,收适当费用,供部分行走困难和有家属的工人乘坐。步行两天多的路,坐车只需两个小时,途中又有接待站关照,消息传出,工人们欢欣鼓舞,认为领导想的比他们自己想的还周到,解决了年年回乡的旅途之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还向工人们许诺: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直接找我。果真有人深更半夜打长途电话问我是不是赵政委,说他们有30多人节后回厂,已走到鄱阳油墩街,天雨路滑不好走,要求我派车接他们,不然就不能按时回厂生产。我当即答应派车,让市运输公司值班人员派车去接他们。次日一早,他们又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说了不少好话,表示一定      要把生产搞好,请市领导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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