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志超，澳大利亚籍华人，生于辽宁，成长于北京。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前苏联，学习地质勘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资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区的深山老林，在那里东躲西藏、猎耕樵读，并且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生到人世，亲手为孩子赖以生存的一头奶牛做剖腹产取下两子。“文革”结束后，宁志超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
如今，宁志超在中国文物界已成名人，这并非由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所至，而是源于他长达近二十年的一起捐宝事件。
初见宁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个被分割的四合院里。院子很小但很干净，屋内陈设简朴，除开放置在长案短几上的几件古瓷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主人个子不高，一头银发，虽说已经年逾古稀，鬓发斑白，却依然精神矍铄、非常健谈。我们的话题当然是曾经在文物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志超捐献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辽宁省郑家屯，几代人酷爱古书画、古陶瓷，积累了一些藏品，在当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外祖父乐善好施，是当地几座寺庙较大的施主。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庙的主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大量接济，便要将藏于寺庙多年的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那时候中国还根本没有‘元青花’这个称谓，加上那两只瓶子是青白颜色，很多人都忌讳，怕不吉利。但对于僧人们的盛情，外祖父无法拒绝，便又捐了和尚们一笔返乡的路费，将瓶子留下，但没把它们放在家里，而是搁置在家族的祠堂里。尽管如此，那两只青花大瓶独特的造型与纹饰，还是受到家母的格外喜爱。我母亲出嫁时，因为她的喜好，这对大瓶便被作为嫁妆陪她一起进了我父亲的家门。
“后来，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顺利的给办好了出境手续。
“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拍价不断攀升，元青花的名声空前高涨。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藏了70多年的那两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微博)，也证明咱们老宁家都是爱国的。全家人都赞成老太太的意见。
“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老太太当初的生愿变成了遗愿，这对象耳瓶从澳大利亚回归了中国，但至今仍旧搁置在我家里，送给故宫，人家不要！”
“为什么？像这样的元青花大器国内并不多见！”记者觉着奇怪。
宁先生是性情中人，说起这件事声调高亢，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他告诉记者：“人家不给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专家私下透露，说这两只象耳瓶造型走样，青花成色不好……”
说到底这宁志超毕竟是个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明白人，他琢磨着：这东西是真是假，也不能只由你一两个人说了算！于是，他三天两头来回折腾，更大范围地把文物鉴定方面的名家请到家里，让他们接近实物，各抒己见。在宁家，记者亲眼看到一份50位中国文物考古和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亲笔签名，一致对这两只元青花象耳瓶给予了认定。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顶尖级人物，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李辉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