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您，这8件东西我总共才花了400多万！一个晋商的后代，穷家底子了，几兄弟不和，老三刚从牢里放出来，闹着要钱做生意，给我赶上了，说好明里给他和兄弟们300万，然后再私下补给他100万。他力气大不怕死，其它三兄弟胆小怕事含糊他。就这样，总共400万就给拿下来了！”
“可就是你不赚钱原价卖给我，我也买不起啊！”说实在话，就这套家具吧，弄得我几夜没睡好觉，馋哪！唉，早年经常哀叹“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倒成了“钱到用时方恨少” 呵！
“今天请您老来，不是做生意的，一来我知道您喜欢明清家具，请您给长长眼！二来顺便带您来看看这刚买的房子怎么装修合适，帮我设计设计。我打算元旦结婚，这家具我女朋友喜欢，打算自己留着用！”
虽说这年月一惊一咋的事不少见，可这会儿我还是感觉到晕糊：“你小子没自己印假钞吧？”
“瞧您说的，这玩笑可开不得！连带买房子不就五六百万吗？我们这些在道上混了七八年的人，谁还拿不出来？我比他们更想得开，这票票呵挣得来要给自己花，哪个活得两辈子呵？再说，这房子、这些高档老家具，睡在这里也会升值，不用白不用！对吧？”
两个月后，我应邀参加了笑哥的婚礼，新娘子是通州本地农民。婚礼很豪华，动用了高档车队、高档乐队，还请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当年，这场婚礼受到多家媒体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偏负面的报道。倒不是这些新闻人对致富了的农民兄弟嫉妒或是歧视，同仁们似乎是在忧患一个大的社会学命题：财富应该偏重于哪部分人群的口袋？这让我想起头几年计划生育时，有的人口学家曾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公开提议：普通人限生一胎，而教授、科学家则可以生两胎、三胎。类似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似乎更象是一个个笑话，但至今不少人却还在内心深处寻找这期间的“合理内核”。
当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尽管酒足饭饱，让他们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社会命题，似乎还是有些奢侈，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怎样多挣一些钱、怎样把小日子过得更好。婚后，笑哥告诉我，明年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迁来通州，他还打算花点钱把母亲和全家人都弄过来。“北京的钱好赚，北京的日子过着舒坦，北京的小孩儿考大学录取分数线也比我们老家低得多。早知道有这条路，当初打死我也不会拎着脑袋去贩毒啊！”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说。
“您说说，这北京的钱咋就那么容易赚？”笑哥坏坏地阴笑着问我。
“我怎么知道？你说说听！”我倒是想听听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别低看这些人的智商，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从不刷牙的嘴里冒出一连串醒世恒言。
“北京人都是大、笨、蛋！”笑哥贴近我耳蜗子，就象道出一个天大的秘密。小子真坏！
“此话怎讲？”
“他们笨就笨在认为我们农民都是笨蛋，天天拎着金丹当粪蛋卖，好让他们去捡漏！他们哪知道？我们是拿着粪蛋当金丹卖！哈哈……”
○用美国第一夫人做广告的惠安女子
在潘家园靠东边院子里，有一个专卖高古瓷的摊位，摊主是一位福建女子。几年前我在“鬼市”上认识她时，她又黑又瘦、满脸皱纹。她说丈夫害肺病死了，家里一间房子因超生两个儿子被乡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派人拆了，生活没法过，她只好把三个小孩丢给公公婆婆，求同村人担保，在隔壁村子一个盗墓人家里赊了上十件不值钱的陶瓷罐，再捎上自家祖上传下来的一些杂物，跟着两个老乡上了北京。说这话的时候，她无论跟谁说话都一口一个大爷、大娘的，问她卖的是什么东西，她只说是自家传下来的东西，其它一概回答“不知道”，你再问多少钱一件，她总是怯生生地回答：“您看着给……”
几年下来，这位惠安女子变得又白又胖，衣着打扮与城里人几无二致，说起话来京腔京调还爱带转舌音。不但如此，同初来乍到那会儿比较，你还会觉得她自信非凡，在城里人面前，包括面对许多带着深度眼镜的“淘宝人”，她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她的摊子上经常挂出一张照片，那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拿出200美元从她手里买下一只小锡壶时的情景，有时候她连同那200元美钞一并向过客展示，炫耀她所经历的大场面。
有了美国第一夫人替她免费做广告，惠安女的摊位客流量明显多于别人。不经意间，她的嗓门儿越来越大，“无知无畏”的气概越来越强，有时候足够让一些熟悉她的人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