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老板收藏投资总额有多少？”
“不好说。”
“有5个亿吗？”
“最少……”
“您觉得这些钱都给拍卖公司赚去了吗？”
“……一半一半吧！”主任想了一下，做出这样的判断。
“除开拍卖公司，赚钱最多的还有谁？”我当然不会放弃已经溜到主人嘴边上的情报。
“那还用说？除开老板，公司里谁都知道！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开的是宝马，在厦门和福州有两处大别墅！”我当然知道主任剑指何方。看起来，他对辛董的那位艺术品投资顾问有很深的成见。
“不是说他原来在香港就是有名的艺术品经纪人、拍卖公司的瓷器主管吗？”
“有没有名您不知道？我看您书里面写了翟健民、王定乾，那两位才是大名鼎鼎！他是什么拍卖公司的主管？您以为是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呢？我打听过，在一家小拍卖公司混了一年，里外勾结骗取钱财，被买主和卖主联合起诉，赔了钱，连老婆都搭进去了。后来跑到澳门赌场去碰运气，正好碰上我们老板也在那里玩，三两下就把老板给忽悠了！”
“您说的这些事，你们老板知道吗？”
“知道又怎样？会信吗？只信他是艺术品专家、是投资家，成天花钱弄一些媒体记者来给老板抬轿子，什么国宝、什么爱国，别说是老板，就连我们这些手下都给吹得晕晕乎乎！”
正说着，一位工作人员走近：“主任，辛董让您通知明天召开临时董事会！”
“什么内容？”主任问。
“两件事情，一件事是讨论投资多晶硅，另一件还是出版社要给我们博物馆出画册，全套彩页外带10000张音像碟子，要给200万。辛董说这件事他已经答应了林助理，董事会通过一下就行……”
“多晶硅，还没搞清是什么东西，听人一说，脑袋一拍啥都敢干！”手下走后，主任接着发牢骚。
“投资多晶硅可得谨慎点，我好像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企业喜欢一窝蜂盲目上热门项目，多晶硅已经产能过剩。”我说。
“可不是！前几年兴风力发电，您知道我们董事会讨论什么？说要在海峡中央修建一条浮在水面上的风墙，形成可供发电的通道！敢想吧？老板们自己没什么文化，都是用耳朵决定上项目！跟这搞收藏一样！人家买了几个亿的官窑瓷器、书画，他也赶快投资买，还说自己买得比别人更便宜，就不知道别人买的是真货，自己买的是赝品！”
事后我才听说，办公室主任是辛董未出五服的堂弟，所以跟我发些牢骚、聊些内幕也没太多的顾虑。主任说的那些事我不全清楚，但是他指认的北京那两家拍卖公司我倒是早就亲自做过暗访，有过假拍、拍假、洗钱的劣迹，我在前两部书里面都有所披露。
为了搞清楚辛董那1000多件“官窑瓷器”的来历，我在景德镇作“元青花装酒梅瓶”源头暗访时顺便也做了调查，有两位仿制明清官窑的高手给我讲了两段笑话：
“那个姓辛的福建老板的确来过景德镇，他要跟我们打赌，让我们照着他的乾隆珐琅彩转心瓶和粉彩花觚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我们做了，他说不对，挑出一大堆毛病，什么颜色淡了，什么画工不好，其实他哪里知道，他手里那两件样品就是我们俩烧的，只不过卖主不是我们，是拍卖公司！”
“最后辛董付了钱把新烧的两件东西也买回去了，他说要跟拍卖公司买回去的‘国宝’原件摆在一起比照。前些时候我一个朋友去他那里谈生意，听辛董对参观者说：‘有人说我的国宝是假的，你们比比看，这两件是花2万块钱在景德镇订做的高仿品，这两件是花了200多万从拍卖公司拍回来的，能一样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另外一位景德镇业界知情人士也证实了前两位的说法，他告诉我：他们早就知道辛董要来景德镇调查，为了让他看出仿品和他在拍卖公司买回去的“真品”有所区别，故意不给他订烧的瓷器做旧，留出些破绽，让他对原来买的“国宝”深信不疑。他还说：“景德镇有很多做高仿的人都知道福建的辛董，大家暗地里开玩笑说，福建有个景德镇当代官窑博物馆，指的就是辛董的藏宝楼！”
世界上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哲学和与之配套的逻辑学，它们浅显的本质几乎全都隐藏在深奥莫测的理论之中，由得那些书斋里面的“大家”们去无休止地辩论和不厌其烦地诠释，让平常人云里雾里无法近身。可是唯有一样哲学和一种逻辑却是赤裸裸地显现于市井，任何有正常思维逻辑的平头百姓都可以挥舞着它的旗帜去巧取豪夺，那门哲学叫拜金主义，逻辑方式是诡辩法。
同样品质的商品，从产地作坊到拍卖公司，就因为篡改了商品的真实信息，价格由2万升至200万，整整翻了100倍。如此暴利欺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财富大挪移的魔术表演，但在混乱不堪的艺术品市场上，我们却经常有幸亲眼目睹如此荒诞离奇的活报剧。更为可怕的是，一些有公众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和市场管理者们却对此见怪不怪，宽容地将此种现象理解为“财富再分配”。换句话讲，就是利用艺术品市场的乱局来劫富济贫。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些当了冤大头的富豪们的财富蛋糕究竟被谁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