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留言中写道：“应该彻底放开文物进出口限制，既然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既然最后大家都会成为一家人，那么各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最终都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必要将文物锁关闭国吗？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参观时，我和我的中国同学就曾经为那里展出的中国文物而骄傲、自豪。一些法国本土的同学，并没有因为这些中国文物存放在法国而为他们祖辈对中国的成功掠夺而趾高气扬，相反，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十分仰慕，向我们伸出大拇指！”
一位国内收藏家也认为：“国家的文物政策可以适当放宽，现在连一个清代的碗都不允许出口，有这必要吗？清代那么多老百姓，哪一家没有几摞饭碗？再说，你不让出口，他就走私，没收了也不要紧，这些东西国内市场上有的是。你一放开，东西那么多，这价格还上得去吗？这价格上不去，还犯得上跑去国外卖吗？”
在受访者当中，一些反对开放文物市场或主张紧缩文物政策的朋友同样旗帜鲜明。
陕西一位负责文保工作的公安人员这样写道：“我主张加大对文物犯罪现象的打击力度，凡牵涉此类案件的，无论是偷盗，还是走私，一律关押，该判的判、该毙的毙，决不能手软！”
一位国内大学的历史教授将这几年文物大量流失的现象归罪于文物市场的开放，他大声疾呼：“……史物将尽、族不识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并极力主张“锁关闭国，羁文物与吾族吾土，以保我万代子孙识历史、知耻辱……”
一位持“维持派”观点的国内藏家则主张要象其它行业一样，严格整顿文物市场，严打假冒伪劣产品。他说：“既然文物成了商品，那就应当顺从商品的游戏规则，文物市场也应当有3.15，有对造假卖假者的惩罚……”
当然，记者也收到过与此完全相左的玩家灼见。一位北京古玩市场的“老江湖”这样说道：“古玩市场的味道就在于真假美丑劣五味俱全，没有了‘捡漏儿’、没有了‘打眼’、没有了‘悲喜江湖’，东西都是老的、真的了，那里就成了富人的天下，成了拍卖公司，比谁更有钱，它就失去了赌性，失去了绝大多数参与者，还玩什么玩？”
前国家文物局顾问、曾经主持起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老先生，近年来，曾在多种场合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文物市场现状的不满，并提出措辞尖锐的批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物古玩市场、拍卖业的兴起都可以算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产物，可它们的出现使文物市场进入了一种无序状态，潘家园起了个很坏的带头作用，就因为北京带了个头，全国成千上万的文物市场都出来了。这个文物不是萝卜白菜，要那么多的市场干什么？现在，中国文物拍卖企业有160多家，过多过滥，假冒猖獗，也助长了文物盗窃和走私。现在的文物拍卖如果全放开，就乱套了。一些当事人通过拍卖公司炒价，最后还是国家掏钱将文物买回来，最后亏的是国家。总之这里面的漏洞很多……”
是放？是收？众说纷纭。一般分为利益之外的纯理论派和利益所在的“干系派”。前者多半是持“收派”观点的国内学者，他们一般不亲身参与文物市场的交易活动；后者多半是持“放派”观点的收藏者。持“放派”观点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海内外的年轻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尽管自己不收藏文物，但由于长期受到多元化的文化熏陶，更偏向于“全球化”与“大文化”的文物概念，思想比较前卫。
对此问题，记者还走访了一些国家文物部门的管理人员，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似乎对此都如鲠在喉、左右为难。“收”，怕把文物市场搞死。继续“放”，又担心由于文物鉴定的特殊性导致整个中国文物链松垮崩裂。但不能不说的是，在几年的访谈中，记者发现那些对中国文物事业具有影响力的行政官员和相关专家，竟然没有一位良心发现，愿意承担在这个“乱”字后面自己应负的责任。当记者进一步问及应该如何治乱时，他们更是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其它，显然无良策可言。倒是一些有思想的学者，敢于直面现实，仗义执言。
社会学家夏尚周教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明确指出：“中国文物业目前乱象纷起，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危机。一是媒体以天价为价值导向所引起的文化危机；二是文物盗掘和走私造成的资源危机；三是文物造假高科技化和文物鉴定技术滞后所引起的信任危机。”
法籍知名美学家李兰博士完全赞同夏教授的看法，她说：“就文物自身价值而言，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都把文物的历史价值及其珍稀度摆在第一位。打个比方说，整体而言，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和清代的彩瓷，谁的价值更高？毫无疑问是前者嘛！可现在一件清代早中期官窑彩瓷器的卖价至少高达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万人民币。而一件最好的马家窑彩陶，能卖上几万块钱就不错了。这叫什么事？文物的市场价值为什么不能正确体现它的自身价值？我分析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有钱的没文化，有文化的没钱？许多有钱的大佬把收藏文物当作炒股票，所以只能照着一些品位极低、毫无审美意义的电视鉴宝节目的误导去吃货、去收藏、去倒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