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青釉陶瓷的考古发现与鉴定

　　四、成功烧制月白釉的金代青瓷
　　耀州窑金代青瓷的状况长期不为人们所知，因《同官县志》有“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的记载，所以面目不清，而且也为早期来遗址考察的考古者所忽视。我们发掘中找出了确切的金代文化层和部分有纪年的金代青瓷，结合各地金代墓葬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得知情况并非如此。
　　1127年金灭北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此后金和南宋军事对峙十多年。直至1142年绍兴议和，交界定在陕西，秦岭以北属金国。在宋金对峙的十多年中，金人仅占领耀州半年，所以耀州窑比其他任何一处北方名窑受破坏都少。在南北议和后耀州窑很快恢复了青瓷生产，又成为金代的一个著名瓷窑，而且规模更加扩大，扩大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玉华等处。
　　南北议和后，金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稳定，金人学习了汉人的官僚体制，实行了科举制度，继承了北宋在中国北方的文化，为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明《同官县志》载，黄堡在金尤为重镇，而且耀州窑是金国境内少有的烧造青瓷的著名窑场，金代皇室和上层需求的高档青瓷，必然取之于耀州窑，从而促进了耀州窑在金代的持续发展和壮大。此时不仅烧出了精细高档的青绿釉青瓷，还成功烧出了温润如玉的月白釉瓷。
金代青瓷多见豆青釉和翠青釉，少见橄榄青釉。器胎浅灰色，均匀致密，但胎土的颗粒略大。器物造型的特征是器壁加厚，口唇尤厚，底足较宋器略宽，足内墙多外斜，器外底成乳突状。装饰手法依然沿用耀州窑传统风格的刻花和印花工艺，但纹样简单，图案布局比较宽松，刻花的手法较粗放，喜欢采用将主题纹样装饰在各式开光之中的构图方式。青瓷纹样题材增加了吴牛喘月、牡丹卧鹿、水波游鹅、海东青逐雁、并蒂莲等纹饰，其中最具民族风格的海东青逐雁纹是将玉器上纹饰移植到瓷器上，很有特色。
　　金代成功创烧出的月白釉瓷源于北宋晚期。晚宋时其色调为淡青色釉，釉层薄，釉子玻璃质感和透明度强，同时多在釉下装饰印花纹样，其器物除釉色浅淡外，其他方面和晚宋时期的耀州青瓷并无明显区别。但金代月白釉瓷则完全不同，它不仅釉层厚，素面无纹饰，而且呈半失透状，洁净、温润，玉质感很强。种类有碗、盖碗、杯、盘、碟、洗、罐、瓶、鼎炉等造型去同时期的金代青瓷相似，但更加浑圆敦厚，更具新疆和田青白玉器的优雅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了解了金代耀瓷的真实面目。在金代出土物中，发现有行龙纹范模，也见到少数器物上有龙形贴饰，在金都城附近的女真贵族墓中也出土有高档耀瓷，因此怀疑耀州窑曾给金王朝烧造贡瓷，但一直未查阅到文献记载。感谢铜川日报社社长黄卫平先生，他在药王山南庵金代《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的碑上发现了大定年间（1162-1170年）贡瓷的记载，确定了耀州窑金代贡瓷的史实。我们进而联想到北京广安门外出土的那批有龙凤纹的宋代耀州瓷，似乎不应是金人由汴京掠去中都燕京的，有可能是将北宋的贡余之瓷，到金初又拿去进贡。
　　五、转向民众的金末蒙元青瓷
　　金代晚期，陕西遭受严重灾害，接着又受到蒙古三次入侵，仅过了两年蒙古就全面灭金了。金末耀州窑最困难的时期，恰是新兴的龙泉青瓷鼎盛发展时期。龙泉窑集南北青瓷发展之大成，南宋晚期至元初烧造出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将青瓷发展推向最高峰。而此时耀州窑则相形见绌，加上金末窑场遭受破坏，并且原料逐渐枯竭，所烧造的青瓷质量下降，原有市场被龙泉窑取而代之。耀州窑被迫将生产对象转向社会下层的民众，改变为生产大众用的普通青瓷。
　　由于晚宋到金代耀州窑场的规模扩大到立地坡、上店，到此时又扩大到了陈炉，在黄堡窑场逐渐衰落之时，新创的这三处窑场因原料和燃料充足，且处于上升时期，虽然工艺制作不精，但在为民众生产大路青瓷的过程中，三窑都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这和黄堡窑场的衰势显然不同，耀州窑此时出现了中心窑场东移的局面，即由立地坡过度，最后将中心窑场确立在陈炉一带。这种迁移和中心窑场的转变，给耀州窑的延续发展注入了生命力，在以新代旧的过程中，瓷业发展又获得新生。东迁后的三大窑场，元代以前学习黄堡窑的制瓷工艺，烧造青瓷，产品多呈现工艺不精的初创状态和明显仿效黄堡窑的现象。器物以碗、盘、洗、钵为代表，多素面，少有纹饰。纹饰以牡丹、菊花多见，还有婴戏、凤鸟和海东青逐雁等，多采用印花装饰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