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具备的几个条件之一就是经过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由此可见，夏商时期的窑炉温度是可能达到1100℃到1300℃左右的。在这个温度条件下，柴薪燃烧产生的灰烬是极易在窑壁或器物表面产生“釉痕”的。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看，“釉”的现象似乎早在夏商时期就被发现，主要呈现在印纹硬陶表面。印纹硬陶的胎质比一般泥质或夹砂陶器细腻、坚硬，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高，其中以紫褐色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最高，有的已达到烧结程度。少数印纹硬陶的器表还显有在窑内高温熔化而成的光泽，好像施有一层薄釉似的。[2]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北和山西等地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印纹硬陶中，胎色也以紫褐色和黄褐色较多，灰褐色较少。在紫褐色胎质的硬陶瓮和敛口硬陶尊的器表，常有一层类似薄釉的光泽。[3]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往往又和同期的原始瓷器共同出土，而且器表的纹饰又多雷同或完全一样。特别是在浙江绍兴、萧山的春秋战国时期窑址中，还发现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是在一个窑中烧造的事实，说明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4]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得知商周时期烧造印纹硬陶的窑炉温度已经可以达到烧制原始瓷器所需的高温。
综上所述，古代窑工认识到这种天然落灰现象的作用和缘由后逐步掌握人工施釉技术而创造出原始青瓷是可能的。
【釉的演变推测】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我采取柴烧实证实验的办法来探讨和验证天然落灰的不同效果，在我自建的倒焰柴窑中进行了相关尝试，按照裸坯入窑─位置高低前后不同─烧制时间长短不一─投柴多寡紧密节奏不同的多次试烧，制品呈现丰富多彩的效果。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古代先民在长期制陶实践中从柴草落灰成釉痕的现象中逐步总结出的草木灰入釉的工艺方法是可信的。
 
我国是世界上创烧瓷器最早的国家，它的早期形态原始瓷产生于夏商时代，至东汉已出现了较成熟的瓷器。在演变过程中，虽然还可见原始瓷器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缺陷和特征，比如：胎料未经精细淘洗加工，质地较为粗糙，烧成温度较低或不均衡，器表釉层较薄且不均匀，呈色也不稳定。所有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此时期原始瓷器呈现的几个明显特征或趋势已足以体现它的创造成就和工艺进步。第一，把草木灰作为釉用材料的运用，人为地施釉，基本掌握釉的配比方法。第二，窑炉温度显着提高。第三，陶瓷成形技术已采用轮制。
 
东汉时期，成熟瓷器不断发展，使用覆盖面十分广泛，青瓷是此阶段的主流和大宗，但到东汉晚期，除青瓷以外，还出现了黑釉瓷器的生产，说明这时釉料的配制方法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草木灰中添加淘细或磨细的黏土或其他矿物质已经十分平常和顺理成章了。可以这么说：草木灰来源的广泛性、多样性和易得性不仅为釉的发展提供了便捷，而且其与大自然中的矿石、泥土的不同配比还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釉色。


唐至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伟大时期，以“汝、官、均、哥、定”等为代表的众多各有特点的名窑层出不穷，南北东西窑业鼎盛，釉色、品种日趋丰富，名贵产品、经典釉种不断产生，唐三彩、青白釉、酱绿、黑釉、窑变等各领风骚，共同奠定了中国陶瓷在世界艺术之林的尊崇地位。可以这么说，陶瓷技艺的发展，首先离不开陶瓷材料的运用发展，也离不开烧造技艺的完善和提高，更离不开艺术审美在陶瓷的装饰功能和精神嫁接上的贡献。陶瓷不仅体现的是泥巴与火的艺术，同时也承载着物以致用、道法自然等人文情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结合陶瓷技艺不断发展，成就辉煌是再自然不过了，其中，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的影响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