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是元代主流盘型，非常具有时代特征。而此类底足形态极少见于龙泉东区同式大盘，应是龙泉南区的产品，东区产品普遍采用便于制作的圈足作为器底。
 
〔图一〕 龙泉窑印花碗残片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图二〕 龙泉窑折沿盘残片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图三〕 龙泉窑折沿洗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图四〕 龙泉窑折沿贴花龙纹盘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纹饰特别是印贴纹饰的逐渐推广和蔓延，与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渐次向厚胎薄釉的过渡有关，恰似一对孪生姊妹，两者异轨同步。显然，薄胎不适宜印、贴和分段衔接，厚釉只会使装饰纹样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当元代龙泉窑从南宋的厚釉、以釉取胜，转变到装饰工艺的盛行，其施釉方式，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元早期的龙泉窑尚延续了南宋的风格，较少装饰，故釉较厚，有一些装饰，也主要是刻划；至元中晚期大量应用印花工艺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釉略厚，所以一般其纹饰多为阳文，以使纹饰清晰体现；待到窑工们意识到阳文纹饰也未必能很好的使图案清晰体现时，就开始使用贴花工艺，使主题纹样整个凸起于器表，甚至后来干脆使用露胎贴花工艺，如新安沉船中发现的露胎贴花盘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装饰纹样能清晰体现。而釉也是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一再减薄，并且力求透明，变成了厚胎薄釉。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处于龙泉窑鼎盛时期的元代，其制瓷工艺上的这种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产品的影响，也就更能把握演变过程中各时期产品变化的脉络。
高足杯也是圣杯屿沉船中出水较多的器物，杯身多作敞口，垂腹，高足，有的在杯外腹饰数道旋纹，类似五线谱，有的饰八吉祥图案。当然，这种五线谱图案亦常常出现在碗的外腹，有一些往往有固定的组合纹样，除口沿处的五线谱状条带〔图五〕和胫部单线或双线的刻花莲瓣外，往往在外壁的中间位置饰旋纹一道。除了圣杯屿沉船，新安沉船〔图六〕、大练岛沉船等都有发现，此类纹样在龙泉东区的安福、安仁口、源口及丽水保定等窑址中都有发现，年代主要为元代中晚期。
 
〔图五〕 龙泉窑 “五线谱” 纹碗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图六〕 龙泉窑 “五线谱” 纹高足杯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尽管圣杯屿沉船遗物与新安、大练岛等船有较多相同的船货，但几者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如在新安沉船和大练岛沉船遗址中发现的元代龙泉窑较为典型的器物诸如荷叶盖罐、小口罐、凤尾瓶等，在圣杯屿遗址中并未出现。荷叶盖罐这种器形大小各异，规格丰富，较大的荷叶盖罐在成型后将底部挖空，然后填以比挖空略大的、向外微凸的饼状胚，再以釉接烧制而成。而那种小口罐，普遍呈小口、丰肩、鼓腹、平底略内凹、肩附两圆系，多为模印上下两段，胎衔接成型，腹中部有一道明显的接痕，器身布满凸线印纹，或素面无纹，此种器物在境内的遗址和墓葬中并不多见，却在海外遗址和沉船中常可见到，应主要为外销用瓷〔图七〕，如新安、大练岛、玉龙号等沉船遗址，或流布于海外——如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等东南亚区域及距离更远的西亚、东非地区。这种小口罐应是盛装挥发性较大的物料。宋张世南《游宦纪闻》有记：“永嘉之柑，为天下冠⋯⋯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实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于香。窍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毕，则彻甑去花，以液渍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这种小口罐之功用是否即是以器贮之密封的瓷器，尚需深入探讨，但这种小口罐以往主要发现于东南亚地区，日本并无相关出土情况的披露，那么在新安船上被发现，是否意味着此类容器可能是船员所用，抑或此船的目的地可能并非单一的日本，有将东南亚列入船货的联运目的地的可能。凤尾瓶器形呈喇叭口、